罗有尧（讳名有尧，字运嘉，号无隐居士，又号悟隐山人），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（公元 1902 年）正月十九日，卒于壬申岁（公元 1992 年）三月初九午时，享寿九十一载，闽中释玄斋第五世传人。据释玄斋官网文化传承页所载传状：民国十六年丁卯（公元 1927 年），公年二十五，感世风浮靡，决计祛浮戒躁，承继家学衣钵，自此旦夕埋首古籍、钻研《易》学义理；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公元 1934 年）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受挫后，方志敏、粟裕诸部留闽凭武夷、戴云之险坚持游击，公深嘉其忠勇，“暗相扶持”，凭借对《易》学“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”辩证思维的领悟与对闽地山川民俗的熟稔，为游击队分析行军路线、预判敌军动向，其“敌强避锋如潜龙勿用、敌弱击惰如飞龙在天”之论，传状称与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诀“若合符节”，陈元帅览策赞“深合兵道，足见民间智慧”；卢沟桥事变后，公以父老年幼不得亲赴沙场，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消息、为新四军提供参考。居乡之时，于百姓失物、纠纷、农事诸难皆有求必应，遇贫者分文不取、反赠钱米[1]。
传状记载，民国十六年丁卯（公元 1927 年），罗有尧年二十五，感世风浮靡、人心浮躁，“遂决计祛浮戒躁，承继家学衣钵，将释玄斋之文化薪火续燃”。自此旦夕埋首古籍，钻研《易》学义理，“字字推敲，孳孳无倦”[1]。
其自号“无隐居士”“悟隐山人”[1]，取隐于乡里而以所学济人、不求显达之意。
据传状记载，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公元 1934 年），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遭遇挫折，方志敏、粟裕诸将率部分将士留闽，凭武夷、戴云之险结寨扎营，以游击战续燃救亡图存之火种。罗有尧“深嘉其忠勇之志，感其为民之心，遂决意暗相扶持”[1]。
他凭借对《易》学“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”辩证思维的领悟，结合对闽地山川地理、民俗人情的熟稔，为游击队分析行军路线、预判敌军动向。传状记其献策之语：“用兵之道，如《易》之阴阳消长，不可执一而论。当以虚虚实实惑敌，动静相须制敌：敌强之时，当避其锋锐，隐于山林，如‘潜龙勿用’所喻之隐忍；敌弱之际，当击其惰归，攻其不备，如‘飞龙在天’所指之顺势。此所谓‘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’，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，方为制胜之术。”传状称此策与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方略“若合符节”，并记“陈毅元帅素有儒将之风，览毕此策，赞赏有加，称其‘深合兵道，足见民间智慧’”[1]。
上述记载系释玄斋家传叙事，相关交往细节未见于军史档案的交叉核证，涉及闽东游击战争史实请以中国革命史研究著作为准[1]。
传状记载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、抗战军兴后，罗有尧“热血沸腾，再次生出投笔从戎之志”，奈何其父罗亨培年近八旬、家中子女尚幼，再三权衡只得作罢；然其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消息，结合《易》学辩证思维与时局观察，为新四军提供诸多有价值之参考，间接为抗战助力[1]。
罗有尧居乡之时，以学识与阅历造福乡里：遇有百姓失物寻踪、邻里纠纷调解、农事生产疑难，“皆有求必应，不避风雨”；其助人不为牟利，常以薄礼相谢即可，“遇贫者则分文不取，反赠以钱米”[1]。
传状以《易》曰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赞其德行，并称其“身逢乱世，饱经风霜，却能享寿九十一载，儿孙满堂，福禄双全，盖其德厚流光所致也”[1]。
在民国乱世与当代转型的双重压力下，罗有尧主持斋务近半个世纪，完成斋产、典籍与学脉的保全。丙辰岁（公元 1976 年），罗会春正式接掌释玄斋门户（详见其传状），第五代向第六代的传位平稳过渡[1]。
公元 1992 年（壬申岁）三月初九午时，罗有尧辞世，享寿九十一。机构传承页咏其诗：“玄斋承绪蕴文光，九十霜华鬓未苍。研易济时藏智略，辅军抗暴显刚肠。心悬社稷忧黎庶，德润乡关惠梓桑。莫道隐沦无壮志，丹心一片照穹苍。”[1]
在释玄斋七代传承谱系中，第五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代：对外没有罗进瑶的科第功名，没有罗福炳“名动江表”的士林声望，对内亦无罗亨培兴学创塾之举，却在民国乱世、抗日战争与社会转型的长期压力下，以“无隐”之姿完成守护——保典籍、全斋产、续薪传，其“守”恰是第六、七代“开”的前提[1][2]。
若无这一代的持守，释玄斋的文本与空间载体恐难完整传递至当代[1]。